tonywear(tonywear眼镜架)

王阳明将仁诠释为良知，被认为是主体论的最后完成者。

诚作为自孟子、《中庸》以来儒家天人合一之学的重要范畴，在周敦颐这里得到深一层的发挥。王阳明正式确立致良知宗旨是在正德十五年（1520），这以后，天人、物我、内外、性情、体用、本体功夫得到真正贯通。

范仲淹以为万化之源在于乾坤二仪即阴阳二气，阴阳变化促成了万物、四时的有序运作，此序就是理。存心的目的是尽心，此心即作为人的本质存在的本心。他见到一和尚闭关静坐，三年不语不视，遂以这和尚眼巴巴地终日看个什么，口巴巴地终日说个什么警醒他，此语即所谓禅家之机锋。邵雍是比较特殊的以象数解《易》的理学家，但他以为象数中蕴含着天地万物之理。至南宋末年，朱熹理学被尊为儒学之正统，理学乃至儒学发展进入朱熹后的时代。

这种理性主义精神与两汉直至隋唐神化儒学、迷信经典的风气形成鲜明对照，被称为疑经思潮。……喜怒哀乐之与思与知觉，皆心之所发。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玄学家们所争论的比较关键的问题。

唐太宗认为，儒学门类多，经典注疏也过于繁杂，于是命令当时为国子祭酒的孔颍达协同诸儒修撰《五经》义疏。孔颍达的《五经正义》于唐高宗永徽四年颁行天下，成为明经考试的标准课本，直至宋朝。佛教重觉，李翱把觉的思想也引入儒学的明中。唐以后，迎来了宋代的儒学复兴，就是新儒学即宋明理学的兴起。

扬雄所说的思主要是对于道的直觉顿悟式的把握，如人忽然极目远眺而豁然开朗。玄学的开创性人物当推何晏、王弼，他们活跃于魏齐王芳正始年间（240－249），故他们所领导的这一时期的玄学思潮又称正始玄学。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董仲舒欲借灾异向汉武帝进言，拟好的奏折被仇人偷走献给武帝，武帝使群臣议此奏章，董仲舒的学生不知此为老师所作，大加指摘，董仲舒差点儿因此遭杀身之祸，从此不敢言灾异。此间，王通续写儒家经典《六经》，成《续诗》《续书》《礼论》《乐论》《易赞》和《元经》六种，现在都已佚失。[10]《列子·仲尼》，张湛注引，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玄学家们也不能回避已经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各个领域的儒学有关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王充对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强调，重视感性的、经验的证明与类比的、逻辑的推理，是他的认识论思想比较突出的特征。此时，一些儒者已经开始积极吸收黄老思想，为儒学的理论建树作了初步的工作，如贾谊。这无疑为汉代统治者的思想统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这里，他所谓自然与何晏、王弼的以无为本已经有较大的区别，自然意味着理或天理的自然法则。

王莽政治上虽然失败了，但他所尊崇的古文经学却受到继之而起的东汉统治者的注意。即便作为科举取士的课本，由于政治制度等复杂的原因，也往往名存实亡。

这种伦理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合一，是郭象融合儒、道的方法论的主要特征。前者我们可以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灾异说中见其一斑。

在《原人》[18]一文中，他指出人作为夷狄禽兽之主与作为日月星辰之主的天、草木山川之主的地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上的是天，在下的是地，充塞天地之间的是元气。[2]《汉书·董仲舒传》。这里，理有自然规律的意义。早期玄学家何晏、王弼推崇老子，阮籍、嵇康则更重视庄子。也就是说，成就仁义并非用仁义所能达到的。

我们知道，汉代的察举制度使名节问题成为儒者能否进入仕途的关键。同时，儒家学者们进一步整理、解释自己的学说，使它更为精细、更为条理化。

刘禹锡又指出，乱世中的重大的社会灾难也经常被人们归咎于天，这也是由于人不能胜天，不能尽人道之治万物的功能。玄学家们认为自然就是万物包括人存在的本质，以此来反对儒家的尚名节、重仁义，以为这正是以无为特征的自然本质的丧失。

魏武帝曹操已经洞察到其弊端，所以在建安十五年（210）、十九年（214）、二十二年（217）他所发布的三道求才令[9]中，对依靠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依据的名节来选举官员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蔑视，提出唯才是举。柳宗元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16]。

韩愈专门著有《原道》一文[15]，推寻儒家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乃至孔子、孟子相传授受的道统。儒学的神学化趋向我们需历史地看，像我们上面提到的，既神化君权，又限制君权。由才性问题而至名教与自然的问题，则意味着对儒学思想的更深层的清算。至汉武帝，西汉国力日益强盛，思想统一的需要也变得迫切了。

[13]《世说新语·德行》。清谈早期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物品评。

董仲舒根据《公羊春秋》的大一统精神，进一步提出了思想统治的问题，要求废止不合于六艺、孔子之道的学说。从社会结构讲，他强调王者的中心地位，为封建大一统提供了思想武器。

当时，甚至引发了一场空前的文化灾难，即焚书坑儒，这是政治统一后相继而起的思想统一的要求的反映。人性中不仅有善的潜能，即仁。

不过这一段基本上是黄老思想居于上风，儒学地位并不突出。老庄说无，不免于有，所以低于圣人。一方面，明与志是人的自然本性存在。这与传统儒家的人与天地参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当国力强盛后，就需要一种更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以加强思想统治。同时，开始立《诗》《书》《春秋》等儒学经典的博士官。

它有似于汉末批判思潮，不过所反对的对象不完全相同。裴頠的崇有论，站在维护礼制的立场上对儒学思想有所建树，虽然他仍是一个玄学家。

因为万物的性分都是自然而然、完全自足的，因此无所谓大小、高下的差别。孔子当时仍为圣人，老庄并非圣人，老庄言无，孔子不说无，王弼这样解释，无不可说，所以圣人不说。